在普通法的传统中，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例（precedent）建立起了一套复杂的法律体系。这些判例不仅是对具体案件的法律解释和适用，也是对未来类似案件的指导原则。然而，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简单地通过既有的判例来解决，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适应社会变化的领域。因此，处理普通法争议时往往需要在法律的明确性和灵活性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普通法”（Common Law）。普通法是指由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创造的法律规则和原则的总称。它不同于成文法（Statutory Law），后者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定。普通法的核心概念是遵循先例的原则，即后来的判决应当受到之前类似案件判决的影响。这一原则确保了法律的稳定性，同时也为未来的法律发展提供了方向。

然而，即便是在遵循先例的原则下，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当两个或多个判例似乎相互矛盾或者无法清晰界定其适用范围时，就会产生法律上的分歧。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权衡，以确定哪个判例应该被优先考虑。此外，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某些旧有的判例可能会显得过时或不公正，这时就需要新的司法解释或立法来进行调整。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著名的案例——“波洛克诉弗吉尼亚州案”（Pollack v. Virginia, 1876）。在这个案例中，原告被指控违反了弗吉尼亚州的刑法规定，但该规定实际上已经违宪。尽管如此，初审法院还是根据当时的判例判处原告有罪。然而，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后，大法官们认为宪法至上，即使有先前的判例支持，也不能无视宪法的规定。最终，最高法院推翻了初审判决，确立了一个新的法律标准。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奥利芬特诉合众国案”（Oliphant v. United States, 1997），其中涉及印第安人部落警察对非印第安人的逮捕权力。在此案中，联邦法院最初基于普通法的原则，认定部落的警察无权逮捕非印第安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个观点逐渐受到了质疑。最终，法院重新审视了这个判例，并承认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局限性，从而修改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综上所述，处理普通法争议时，法院必须在维护法律稳定性的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适当地应对新出现的情况和挑战。这通常涉及到对现有判例的解释、比较和选择，以及对可能的后果进行仔细评估。这个过程不仅仅是法律技术层面的工作，还需要考虑到道德、公共政策和公平正义等多方面的因素。通过这种方式，法律系统能够在实践中实现冲突与平衡的和谐共存。